其实云南很多地方有矿产，但是虞醒现在就只能开采昆明附近的矿产，更将云南地方很多矿石精炼之后，运输到昆明附近进一步加工。

原因很多，固然有昆明是云南的交通中心的。

但问题也很显然。虞醒决计不可能在这样的象征着国力的产业放在视线之外。这不仅仅是虞醒不放心。也是这个时代管理的必然。

没有任何现代联络工具的情况下，一旦管理层级超过三层。腐败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如果这种管理层级在附加了地域距离，那就更不可避免了。

什么叫天高皇帝远？

这就是。

少府在虞醒眼皮底下，时时刻刻派人盯着，还有很多大事小事，如果虞醒现在在北京，云南这样的强大的地方势力，造反都不是不可能。

所以虞醒决心，用几年的时间，在云南夯实基础。然后再北上。

进京赶考。

在云南这个很小的版图上，用最经济的方法而推倒重建新政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今的云南根基，就是云南八府。也不过几百万人。再加上西海路与交趾省，人口在一千多万人上下，也多不了多少。

英国，法国，德国进入工业革命的的人口体量差不多。

虞醒坐镇昆明，整个云南全部在他掌控之中。

他是有信心，也有能力将云南朝廷改造成为现代政府的。

财政制度的改革，审计，预算制度的引入。本身就是扭转朝廷一些固有思维。其实就是将一些经济学的原则引入政府行为之中。

而仅仅这样也不够的。

想要培养市场经济。就要禁绝朝廷对市场的恃强凌弱。

中国古代向来有朝廷对民间的官买，和买等政策。基本上，就是将货物压低到一个非常低的价码，然后买。简直与巧取豪夺没有什么区别了。

与后世集中采购压价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为什么？

就是因为民户在朝廷面前，根本没有位置。必须是跪着的。朝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如此一来，谁还用心做生意啊？

都去当官了。当官可以名正言顺的抢别人的。

这就是为什么，虞醒反复强调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并非他不想要至高无上的皇帝位置，也不是他一定要解构皇帝的神圣性。

而是资本主义比封建社会先进性，就在于他带来一种平等。

金钱面前一律平等。

唯有如此，金钱才能成为社会交易的唯一媒介。

唯有如此，所谓的市场经济才能运行起来。

唯有如此，虞醒带来的先进生产力，才能让更多人利用起来，不至于虞醒搞来搞去，仅仅将搞出来一些重工业，甚至有难以为继的风险。

这其实也是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的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带来的科技，在当时也不算太落后，如果能够充分的利用，足以改变中国的面貌。但问题是，你再怎么搞，也是上面大人的。谁愿意做这个啊？

清代倭仁说过一句话：“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这一句话，在历史书上是反面教材。但是放在具体情境中，特别是在清朝得国不正的情况下，却是一句，实在不能再实在的大实话。

正如倭仁所言，清朝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着一个签，并没有亡国。

新政了。立即就亡国了。

根本就在这里，中国版图之大，比西欧列强加起来都大。维系在一起的是人心，而不是利益。

而西学治国之道，根本就是经济学。或者是政治经济学。

而很多事情是不能算经济账的，根本是不能算，没有办法算的。

就比如明代江南抗税。为了国家江南百姓需要支撑大明一半以上的赋税。如果没有这个国家，岂不更好？南宋南渡之后，南方士大夫不想北伐。从国家大义上，自然该谴责。但是如果细算一笔经济帐，不打仗对江南才是最好的。

这就代表了封建王朝空前保守的特性。

似乎大一统王朝几乎所有变法都失败了。这都是一个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