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十二年，东汉大军攻破成都，蜀帝公孙述灭亡，割据北边的卢芳见天下大势已去，遂奔入匈奴，最终客死他乡。至此，自建武元年至建武十二年，经过了长达十二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削平关东、陇右、西蜀等称王立帝的割据政权，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纷争战乱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原王朝再次归于一统。

天下的一统并不能改变渐受冷落的郭皇后的不安与怨恨。《后汉书‧皇后纪‧光武郭皇后》载：“（郭）后以宠稍衰，数怀怨怼”，失宠的郭皇后在刘秀面前多次表达自己的怨恨与不满，帝后关系颇为紧张。郭后这样做不但不能挽回局面，反而加剧了光武帝的反感和对自己身后事的担忧。终于，到了建武十七年，光武帝决定废皇后郭氏，立贵人阴丽华为后。光武帝下诏曰：

“皇后怀执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宫闱之内，若见鹰鹯。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节，其上皇后玺绶。阴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宜奉宗庙，为天下母。”

宋代的赵与时所著的《宾退录》载：“‘娶妻当得阴丽华’，唐与政谓观此语，知郭后之必废。然予观《刘植传》载：‘刘杨起兵附王郎，众十余万。光武遣植说杨，杨乃降。光武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杨之甥也，故以此结之。’则是郭后之纳，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阴丽华’之语而后占其废乎？范晔不以此书之《后纪》，故前辈议论未尝及之。”《宾退录》，是记录宋代文人雅士言谈的一本书籍。唐与政、赵与时，均为宋代文人。从《宾退录》中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两层意思：一是“娶妻当得阴丽华”这句话，在古人看来绝非平常之语，光武既有此叹，必是早对阴丽华情根深种，故日后郭后失宠被废，实属常情，并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二是，当时可能有其他人认为，郭后被废，阴丽华肯定在皇帝那里说了毁僭郭氏之语，使得皇帝疏远了本来宠爱的皇后。但赵与时又在唐与政对“丽华之叹”分析评价的基础上，以《刘植传》中的记载做补充说：“郭后之纳，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阴丽华’之语而后占其废乎？”，他还认为范晔写《后汉书》的时候应该把《刘植传》中光武和郭后联姻的内容写到《皇后纪》中去，这样事情就更加的清楚了。

光武帝废后的原因，主要还是偏宠于贵人阴丽华母子。但刘秀的废后诏书并未提及此事，而是说了另外一个原因：“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诏书中所说的“吕、霍”，即西汉一朝的吕后和霍成君。西汉初年，高帝刘邦驾崩之后，即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人彘”事件。残酷的迫害，可谓震动后世的宫廷。范书《皇后纪》的《和熹邓皇后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邓）后闻，乃对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诚尽心以事皇后，竟不为所祐，而当获罪于天。妇人虽无从死之义，然周公身请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报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祸，下不令阴氏有人豕之讥。”即欲饮药。邓后就是东汉第四代皇帝汉和帝的皇后邓绥。在其作贵人之时，险些因惧怕和帝死后自己遭到同戚夫人一样的“人豕”之辱而服毒自尽。邓绥乃日后名震东汉一代的女主，且又已经事隔了三百余年，可见此事对后世宫廷的影响。为保一旦自己突然驾崩之后，宠妃阴丽华母子们的平安，刘秀对废后一事非常坚决。同时，邓禹、马援等开基重臣也未有人提出异议。只有曾教导太子读书的郅恽小心翼翼的在大殿之上替郭皇后说了一些劝谏光武帝的话。

郭圣通被降旨废为中山王太后，移居皇宫北宫居住（东汉宫殿结构为南北宫，初期帝后都在南宫居住），虽然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但也算是历代废后之中为数不多的幸运之人了。历代大凡是失宠被废的皇后，下场都极为悲惨，轻则幽禁而死，重则如唐高宗的废后王庶人，被剔去手足，浸在酒缸中折磨而死。而刘秀并不想将郭氏置于死地，他只是不想将东汉基业交托到郭氏母子手中。他给了郭氏一个“王太后”的身份而不是将她废为庶人，这在视等级如生命的封建社会，等于给了郭氏一条生路。

封建时代，因为深受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思想”之影响，认为皇后无有大过不可轻废，故后世之人对刘秀的废后之举持负面看法者亦不在少数，认为这是汉光武的一生最失德之处，有曰“废郭立阴，圣德之玷”，如晋代史学家袁宏、明代大儒方孝孺、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和李贽等等。自汉光武后，历代皇帝每欲以私情无过废后时，臣下都不忘以光武黜废郭后为反面教材劝谏之，如宋代仁宗废郭后，明代宣宗废胡后，清代顺治废博尔济吉特氏，足见光武废后之事对后世的影响。又《晋书刘曜传》曰“光武缘母色而废立，岂足为圣朝之模范！光武诚以东海篡统，何必不如明帝！”更是对光武废后易储之事提出严厉批评，光武废后之事诚不足以为后代效仿。作《历代通俗演义》的近代史学家蔡东藩，在《后汉演义》中对刘秀废后一事中也说道：“光武帝能容功臣，独不能容一妻子，废后之举，全出私意，史家多讥其不情。”

郭后被废十一年后病逝，安葬于洛阳北部的邙山，那里也是东汉历代帝后的安葬之处，古人历来就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的说法。

光武驾崩之后，明帝即位，对阴氏、郭氏的族人一视同仁，当时在京师洛阳，郭氏家族与樊氏、阴氏、马氏，并称为“四姓小侯”（见《后汉书‧明帝纪》）。就连到了章帝时代，身为阴丽华嫡系子孙的汉章帝还亲到郭氏家中，大会郭氏族人，君臣非常的和睦。阴氏黯然的做了十六年的贵人，也就是“妾”的地位，但仍能如此不偏不倚的厚待郭氏一族，除了她身为管仲后人，注重家风品行之外，还与她自身的品性有极大的关系。亲身经历了建武、永平两朝、对阴皇后极为熟悉的老臣第五伦在上疏中说到：光烈皇后“友爱天至”，就是说她天性善良，不愿去伤害别人（见《资治通鉴》卷四十五）。

建武中元二年，光武皇帝驾崩，明帝即位，尊皇后阴丽华为皇太后。东汉一朝，女主之盛，在中国2000年的封建帝制时代，绝无仅有，“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范书《皇后纪》语），二十四史中，对后妃的记载都是《后妃列传》，唯有东汉一朝的后妃是《皇后本纪》。阴丽华作为东汉开基之后，相对于后来的邓、梁等女主，在政治上是没有建树的，唯一做过的一件政治大事就是帮助明帝立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为后，也就是那位被尊为中国历代贤后楷模的东汉明德皇后。

汉明帝永平七年，在位二十四年之久的阴丽华驾崩。《后汉书‧礼仪志下》注引丁孚之《汉仪》记载：永平七年，阴太后崩，晏驾诏曰：“柩将发于殿，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参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车，黄门宦者引以出宫省。太后魂车，鸾路，青羽盖，驷马，龙旗九旒，前有方相，凤皇车，大将军妻参乘，太仆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卤簿仪。”后和熹邓后葬，案以为仪，自此皆降损于前事也。

邓太后功盖一代，其驾崩之后下葬的礼仪完全比照了阴丽华当年的规模和程序。而终东汉一朝也只有邓绥获得了如此的殊荣。

阴丽华在位二十四年（包括皇太后阶段），死后与光武帝合葬于原陵。东汉明帝君臣上其谥号为“光烈皇后”，谥法：秉德尊业曰“烈”。从未登上过东汉政治舞台前台的阴丽华在死后却得到了同后来临朝称制达20余年的东汉顺烈皇后梁妠（梁冀之妹）一样的谥号。阴丽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拥有谥号的皇后。唐代的李贤在为《后汉书》作注时，在《皇后纪》的结尾处引用了东汉末年大儒蔡邕的《和熹邓后谥议》一文：“汉世母氏无谥，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称，是后转因帝号加之以德，上下优劣，混而为一，违礼‘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谥法‘有功安人曰熹’。帝后一体，礼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谥宜为和熹。”这是东汉初平年间，蔡邕上疏汉献帝，要求追正邓太后谥号的一篇行文。蔡邕为东汉时期的一代大儒，对汉室皇后的情况自然是了如指掌。蔡邕此文的本意是认为邓太后于社稷有大功，应当改谥为“熹”，但同时也道出了汉室为皇后加谥号的制度起于阴丽华的“光烈”。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皇后纪》篇章的结尾总结道：“汉世皇后无谥，皆因帝谥以为称。虽吕氏专政，上官临制，亦无殊号。中兴，明帝始建光烈之称。”

宋朝著名史学家宋敏求在其记载宋代典章制度的《春明退朝录》一书中记载：“皇后之谥，始于东汉”。

自东汉光烈皇后阴丽华开始，一直到唐初的文德长孙皇后为止，这种“帝谥”加之“本谥”从而构成皇后谥号的模式一直沿用了六百余年。直到唐中期之后才改为其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