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晋升平元年(公元357)春正月壬戌朔,褚蒜子为十五岁的司马聃举行了冠礼,然后主动归政皇帝,退居崇德宫。
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对群臣请求自己继续垂帘听政的情况表明归隐的态度,褚蒜子先后下了两道诏书。
归政之诏:“昔遭不造,帝在幼冲,皇绪之微,眇若赘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劝喻摄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义,僶俛敬从,弗遑固守。仰凭七庙之灵,俯仗群后之力,帝加元服,礼成德备,当阳亲览,临御万国。今归事反政,一依旧典。”
退隐崇德宫后,再次手诏群臣拒绝垂帘听政:“昔以皇帝幼冲,从群后之议,既以暗弱,又频丁极艰,衔恤历祀,沈忧在疚。司徒亲尊德重,训救其弊,王室之不坏,实公是恁。帝既备兹冠礼,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当路,费役日兴,百姓困苦。愿诸君子思量远算,戮力一心,辅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归别宫,以终余齿。仰惟家国,故以一言托怀。”
然而,褚蒜子归隐之后,朝中以司马昱为首的重臣们虽然身为男子,却没有褚蒜子的权谋之术,在他们的手里,桓温一步步地放纵起来。
首先是司马昱。很早之前,刘惔就曾经向他进言,说桓温”不可使居形胜之地,其位号常宜抑之。”,然而司马昱是只绣花枕头,虽然长了副俊美的好皮囊,实际上是集东晋士族腐气大成于一身,是个只会“清谈”的军政弱智,他想学褚裒的“皮里春秋”,却学了个四不象的表面文章,褚裒的不表态只是权宜之计,司马昱却是真正的不表态、不策谋、不出主意,辅政的方法只是得过且过,拱手点头而已。——对于刘惔的提醒和正确主张,他不作任何反应,任凭桓温声势日益高涨。
桓温是一代英雄,有雄心也有奇才,如果控制得宜,他也许真能成就大功业,然而问题在于司马昱等人是一干庸物,根本不懂、也无力驾驭,这就造成了后来桓温对东晋朝廷的蔑视以及桓温桓玄父子的“逆乱”。
在褚蒜子首次听政的最后一年里,桓温再次北伐。这一次北伐的成果更大,他光复了洛阳,还修整了在战乱中毁坏的历代汉晋帝王陵墓。晋穆帝正式执政后,高唱凯歌南返的桓温被厚加褒赏,自己被加封郡公不算,就连次子桓济都被封为“临贺县公”(长子桓玄是要继承父爵的)。到此时,桓温在军队和民间的声望,已是举国无人能及。
桓温意气风发的同时,褚蒜子归隐后的日子其实非常坎坷。
升平五年(公元361)夏五月丁巳,褚蒜子遭到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她唯一的孩子晋穆帝司马聃忽然得了重病,很快就去世了。这时他才只有十九岁。不到四十岁的褚蒜子在青年丧偶之后,不得不又接受丧子的厄运。
但是老天并不合作,它连哀伤的时间都没有多给褚蒜子,就要让她面对王朝的又一次危机:早逝的穆帝没有儿子,晋王朝的新帝从何来?她很快就理清头绪,从司马氏诸王中找到了血统上与帝位最接近的人选:晋成帝长子琅琊王司马丕。
几乎就是司马聃病逝的同一天,褚蒜子的“皇太后令”就颁布了,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兴正统,明德懋亲。昔在咸康,属当储贰。以年在幼冲,未堪国难,故显宗高让。今义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统。”
司马聃去世后的第三天,他二十一岁的堂兄司马丕登上了东晋王位。是为哀帝。
司马丕已经成年,作为婶母的褚蒜子自然没有垂帘听政的必要。也许是因为婶母的策立,也许是因为婶母的影响力,司马丕称帝后仅仅封自己的生母周氏为皇太妃。东晋王朝仍然只有褚蒜子这一位太后。
然而在治国的方略雄图上,这位年青人却辜负了褚蒜子的期望,他苟安胆小,而且贪生怕死。他即位的第二年,桓温向哀帝上书,请求迁都洛阳,让痛失故土的北方人都返回家园。然而哀帝和他的文臣们既怕战乱后的洛阳荒凉贫苦,又怕因此受制于将领,桓温的这项主张得到了哀帝和大臣们的如此回应:“我们这些南迁的人已经在此生活了几代,早就习以为常,最初迁来的人们很多也埋藏在此。如果离开的话,如今在南方的田宅谁来照管?照管不来又卖给谁?北返的车马也很难齐备,北方虽收复一些地方,但是仍然不安定,不值得为此抛弃南方的安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