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晋升平元年（公元357）春正月壬戌朔，褚蒜子为十五岁的司马聃举行了冠礼，然后主动归政皇帝，退居崇德宫。

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对群臣请求自己继续垂帘听政的情况表明归隐的态度，褚蒜子先后下了两道诏书。

归政之诏：“昔遭不造，帝在幼冲，皇绪之微，眇若赘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劝喻摄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义，僶俛敬从，弗遑固守。仰凭七庙之灵，俯仗群后之力，帝加元服，礼成德备，当阳亲览，临御万国。今归事反政，一依旧典。”

退隐崇德宫后，再次手诏群臣拒绝垂帘听政：“昔以皇帝幼冲，从群后之议，既以暗弱，又频丁极艰，衔恤历祀，沈忧在疚。司徒亲尊德重，训救其弊，王室之不坏，实公是恁。帝既备兹冠礼，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当路，费役日兴，百姓困苦。愿诸君子思量远算，戮力一心，辅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归别宫，以终余齿。仰惟家国，故以一言托怀。”

然而，褚蒜子归隐之后，朝中以司马昱为首的重臣们虽然身为男子，却没有褚蒜子的权谋之术，在他们的手里，桓温一步步地放纵起来。

首先是司马昱。很早之前，刘惔就曾经向他进言，说桓温”不可使居形胜之地，其位号常宜抑之。”，然而司马昱是只绣花枕头，虽然长了副俊美的好皮囊，实际上是集东晋士族腐气大成于一身，是个只会“清谈”的军政弱智，他想学褚裒的“皮里春秋”，却学了个四不象的表面文章，褚裒的不表态只是权宜之计，司马昱却是真正的不表态、不策谋、不出主意，辅政的方法只是得过且过，拱手点头而已。——对于刘惔的提醒和正确主张，他不作任何反应，任凭桓温声势日益高涨。

桓温是一代英雄，有雄心也有奇才，如果控制得宜，他也许真能成就大功业，然而问题在于司马昱等人是一干庸物，根本不懂、也无力驾驭，这就造成了后来桓温对东晋朝廷的蔑视以及桓温桓玄父子的“逆乱”。

在褚蒜子首次听政的最后一年里，桓温再次北伐。这一次北伐的成果更大，他光复了洛阳，还修整了在战乱中毁坏的历代汉晋帝王陵墓。晋穆帝正式执政后，高唱凯歌南返的桓温被厚加褒赏，自己被加封郡公不算，就连次子桓济都被封为“临贺县公”（长子桓玄是要继承父爵的）。到此时，桓温在军队和民间的声望，已是举国无人能及。

桓温意气风发的同时，褚蒜子归隐后的日子其实非常坎坷。

升平五年（公元361）夏五月丁巳，褚蒜子遭到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她唯一的孩子晋穆帝司马聃忽然得了重病，很快就去世了。这时他才只有十九岁。不到四十岁的褚蒜子在青年丧偶之后，不得不又接受丧子的厄运。

但是老天并不合作，它连哀伤的时间都没有多给褚蒜子，就要让她面对王朝的又一次危机：早逝的穆帝没有儿子，晋王朝的新帝从何来？她很快就理清头绪，从司马氏诸王中找到了血统上与帝位最接近的人选：晋成帝长子琅琊王司马丕。

几乎就是司马聃病逝的同一天，褚蒜子的“皇太后令”就颁布了，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兴正统，明德懋亲。昔在咸康，属当储贰。以年在幼冲，未堪国难，故显宗高让。今义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统。”

司马聃去世后的第三天，他二十一岁的堂兄司马丕登上了东晋王位。是为哀帝。

司马丕已经成年，作为婶母的褚蒜子自然没有垂帘听政的必要。也许是因为婶母的策立，也许是因为婶母的影响力，司马丕称帝后仅仅封自己的生母周氏为皇太妃。东晋王朝仍然只有褚蒜子这一位太后。

然而在治国的方略雄图上，这位年青人却辜负了褚蒜子的期望，他苟安胆小，而且贪生怕死。他即位的第二年，桓温向哀帝上书，请求迁都洛阳，让痛失故土的北方人都返回家园。然而哀帝和他的文臣们既怕战乱后的洛阳荒凉贫苦，又怕因此受制于将领，桓温的这项主张得到了哀帝和大臣们的如此回应：“我们这些南迁的人已经在此生活了几代，早就习以为常，最初迁来的人们很多也埋藏在此。如果离开的话，如今在南方的田宅谁来照管？照管不来又卖给谁？北返的车马也很难齐备，北方虽收复一些地方，但是仍然不安定，不值得为此抛弃南方的安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