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不大下雪，若下了，便是一场大事。

十一月里，她没有独自出过一次门，公司那边基本全面停了她的活动，只偶尔傍晚里悄悄接她过去灌几张唱片，莎莎有一次碰到她，眼泪当时就下来了，她扶着浑身颤抖的莎莎，怎么也说不出话来。

白光被日本人抓走了。

据说是去租界里陪外国佬喝酒时，同那些洋鬼子一道被抓到日本人设立的盟国侨民集中营里去了，没人敢去探问，他们已经被吓破胆，缩在公司里如履薄冰。

莎莎倒是之前听说过一两句风声，哽咽着同她断断续续的说，“一月就听他们用德文讨论上海集中营的事了，我听得稀里糊涂，可后头没见发生什么，就放下了，谁能料到日本人真有胆子打租界里的外国佬呢，早知道……早知道…”

早知道什么，到最后她也没说，只临别前用力握一握她的手，低声哭道，“旋姐，你要是能够，赶紧走罢，我听说日本人打仗输了，可我们上海还在人家手上，他们若要拉我们一块儿死，我们是决逃不过的。”

可是走，又能去哪呢。她没回答，只摸了摸面前人的头发，轻声道，“你多珍重”

那之后她再也没去公司，也没再见过莎莎。她从此不出门，报纸和牛奶渐渐的没人送了，她也不去理会。

宋姨每日凌晨出门采买一次，偶尔带张报纸回来，她便全神贯注的看，逐字逐句分析着时局，到了十二月底，上海的天气冷的平地上站一会都要发抖时，她收拾出细软，拿出一小盒金块嘱咐宋姨，“去万象报刊的柯先生那里，托他给我买两张去香港的船票”

她与柯先生并不相熟，只在报刊发行之初帮过两次忙，而现下仍在上海流通的报刊不多，她也寻来看过几次，知道这位必然不是依附着侵略者的那等人，因此才敢将身家性命交托与他。

宋姨出了门，她此时才有余地惊慌，坐在沙发里心重重跳了好几下，只好上楼，一遍一遍清点着财产，才勉强压抑下来。

直到天色暗了好一阵子，宋姨才赶回来，她听见门锁打开的声音时，几乎疑心起是日本人闯了进来，好在她认出了宋姨的脚步声，将枪压回了枕头下。

宋姨很快上了楼，顾不得满脸汗，从怀里摸出一封信来，她寻了一会儿剪刀寻不见，干脆撕开，除了从信封里抖落出两张轻飘飘的车票来，别无他物。

她快快将车票抓起来，仔仔细细看清楚日期，一口气还未松下去，又提了起来，她扭头平静的对宋姨说，“准备好，这周六我们就走”

还有四天。宋姨应了一声，就疾步往楼下去，她也解释不了什么，只看着这个自小就跟她一块从家乡里跑出来的女人忙乱着，自己也茫茫然。

这活了二十年的世道，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呢。

没人能给她答案，她只能紧紧抓住那两张船票，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