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时今日，李恪在秦廷的威望远甚于雍廷。

他就站在阿房宫，无兵，无将，无官，无职。

可正是因为他的存在，中尉寺上下人等忆起了老尊上辛腾的百般好处。

因为他的存在，卫尉寺两万官兵感受到老长官羌瘣的威仪。

也因为他的存在，在宫中失势三年之久的韩谈束甲杀人，又成了那个在内廷中呼风唤雨的御前正监。

虽不动刀兵，但李恪却依旧用最激烈的方式，用一个长日犁尽了赵高三载的苦心经营。

上兵者，设谋，取势，伐国。

李恪认为这一趟咸阳之行是圆满的，虽然过程并不是他所喜欢的方式。

总体来说，因为技术类官僚的本质特征，他始终更倾向于一种宽松、多元，允许歧见存在的政治生态。

这对他来说很重要。

便是今日，李恪依旧不能确定自己心目中的行政法度能够真正与这个时代相处融洽，所以他需要不同的声音，也需要不同的对手代表他所关注不到，或者不甚重视的阶级来发出声音。

虽然政争会让他自己有些厌烦，但在斡旋和妥协过程之中，政策本身却能得到完善和充实，变得更本土化，更时代化，也更有推行和实践的价值。

这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商人地位的问题。

基于商人对工业发展的重大价值，李恪本希望彻底取消对商贾的桎梏，使其与工同。

在大雍，工近于士，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个从文，一个从理。

这一建议最终遭到了大雍上下的一致反对，就连代表商人阶级参政的吕奔和程郑都在反对之列。

于这个时代而言，商人逐利，不事生产。

即便李恪已经证明了他们的价值，但为农牧思量，将商人阶级从社会的最底层抽出来，与农、牧易地而处，根本上拔高的依旧不是商人，而是对农牧这两个生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形成了压迫和损害。

国以农本，继续压迫原本地位就不高的农人显然是昏得不能再昏的昏招，连商人阶级都不能对此感到认同。

李恪闻过则喜，迅速调整了这项政策，几经商议，最后将商贾定位为同牧，弱农，形成士工为上，农次之，牧商再次，归夷为末的基本阶级结构。

稳固的结构，再辅之以大秦最成功的阶级创造，暨二十级军功爵制度，大雍的社会阶级流转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表现甚至更优于商君变法初期的盛况。

这都是允许歧见存在的功劳。

所以李恪一直在有意回避那种以阵营为基本，带着明确目的的政治清洗。

在雍廷中，他不仅很少施威，还有意收敛起自己的羽翼，予以反对派，尤其是严骏所代表的【壹王】政系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