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鹤松更是恨恨地说道：“如此向工商界强征捐税亘古未有，无疑于杀鸡取卵么！只怕是把工商界杀光夺尽之时，国民经济也一蹶不振了！”
众大佬也纷纷议抱怨政府毫无节制地狂索税捐，使得工商界经营实力大幅缩水，大多数实业都举步维艰难以支撑。更要命是亏损累累的工商业，拖累金融业坏账猛增，不敢再发放贷款。如此恶性循环，必然会导致国家经济迅速下滑！
宋子文脸色顿时变得灰暗，眼睛望着天花板不予答复。等大家发泄够了，他才恢复了常态，说：“适才张老先生的话虽说过激，但也不是信口开河的虚妄之言。这几年政府连续开征了多种税费，且费大于税，捐又大于费，确实给工商界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这些事都经我的手操办的，我是最清楚的。实话说，这样的税赋形式，我也是不认可的，心中也是很不以为然的。长此以往，必然会阻碍工商业的发展，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依据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编制了民国的税法，待蒋委员长审准后实施。我制定的税法的主旨是：凡工商业均按税法标准公开纳税，未经纳税人同意和议会的批准，政府不得随意开征税费……”
大厅里爆发出热烈地掌声和喝彩声。宋子文接下来的讲话无非是劝大家顾全大局，踊跃认购编遣债券。大佬们听得索然无味便悄悄私语起来。宋子文便匆匆结束了演讲，坐回到上海市长的身边。随后，各界大佬们接二连三地讲了话。有的上杆子溜须拍马屁，说是急所国家所急，想所国家所想，毫不迟疑地认购编遣债券；也有的诉说世道艰难的，抱怨捐税太重的。
虞和德站起身来，说：“政府合法的税费，我等自当依法缴纳。但是，政府总要体谅我等不是坐拥金山银山的神仙，更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东海水。如今世道尤为艰难。洋货大举入侵国内市场，国货无法与之竞争，哪家企业都是举步维艰呢！”
荣敬斋说：“日本人的工厂开遍了中国，仅上海就有四十多家日本人开的纱厂；还有那西洋的工厂也是咄咄逼人。东洋和西洋的商家抢占了国内的大部分市场。今年华商的各类工厂倒闭有千余家之多，仅纱厂就倒闭了十余家。请宋部长务必把我等的苦衷转告蒋委员长，非是我等不肯拿出钱来策应政府，实在是捉襟见肘难以维持呢！”
宋子文只得站起身来尴尬地摊摊手，表示理解和无奈，说：“各位的困难和忧虑我是清楚的，各位负担的税捐也确实是很重的。我知道，各位都已经缴纳了很多军费。这些事情我已向蒋委员长如实汇报过的。但国家实在是正值多事之秋，财政缺口巨大，政府举步维艰。北洋政府时期向各国举借的债务，本届政府得全部承担；各地的军阀又独自控制税收，中央政府实际税收都由东南五省承担的……此次编遣公债实为安置裁撤的军队所需，实属无奈之举……”
“不管是几省在纳税，政府总得有个章程，收税该有个限度，总不能把举国的税费都要我等来缴纳；把我等都榨干了，这工厂还能开得下去么？”胡老先生抖擞着白胡子激动地说。
“政府现在确无切实可行的税法，不过请各位相信，新税法即将颁发，今后政府当依法收税；绝不再肆意加税！”宋子文信誓旦旦地说。
总商会的副会长闻岚亭摇头表示不大相信：“宋部长的话我们是相信的。各级政府是否能照税法收税，恐怕又是另当别论了！”
宋子文尴尬地声称，必定会向蒋委员长进言，尽快实行依法纳税制度。他滔滔不绝地讲授起那一套西方的纳税制度来，与会者却不大买账，也听不进去，交头接耳私下说着闲话。宋子文只得停住了话题，在市长的陪同下到各酒桌敬酒。
虞和德附在周天瑞的耳边，说：“宋子文是在用我等作筹码与委员长讲斤头呐。他想逼迫政府实行西方的纳税制度，把国家的财政纳入正常的运行轨道。委员长却不这样认为。他早就以为普天之下莫非姓蒋了，天下的钱财尽是他的囊中之物尽可随意挪取，何必多此一举搞什么税法呢！”
“委员长是把我等当作钱袋了。”
“怕是难以摆脱这样的苦果了。你若不肯，他便用白相人手段对付你。傅宗耀之辈便是前车之鉴呢。”
此时，宋子文走进桌子举着杯，说：“各位请举杯，敬请各位体谅政府的难处，尽快认购编遣公债，以便顺利完成此次编遣工作。”
虞和德也起身说：“我敢问宋部长，此次编遣公债以何种形式来收缴呢？”
“这就由陈仲甫负责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来具体操办了。”
一直躲在宋子文身后的陈仲甫，此时不得不站到了人前。他略显得有些尴尬地说：“这批编遣公债的发行工作已经安排就绪。当然了，编遣公债能否发行成功，还需各位金融界和工商界的朋友们鼎立相助才行。”
周天瑞与潘景瑜相视一眼，摇着头说：“看来，你我又得出送数万银元来打发瘟神了！”方鹤松微微摇头，说：“宴无好宴呢！一顿酒食，花费我等数万银元呢！”三人顿时心情沮丧，无心情再喝酒只等着散席走人。
此后，江南五省继续承担全国的财政开支，而且税赋日高一日。宋子文不断地向江南五省摊派国库券，先是三千万元，同年十月又续发国库券四千万元，各种名目繁多的捐税不绝而来。江浙财阀此时才真正品尝到了与新军阀联手后的难以下咽的苦果。
资本家手中的资金多数都成了政府的债券。然而，社会总资产是有限的，资金都流入证券市场，实体产业资金就必然短缺，发展必定会严重地受阻。这就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实体经济发展规模影响金融业的规模，反过来，金融业规模又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国民政府正是有了江浙财阀稳定的财源才站稳了脚跟，并不断的扩张实力。北伐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大致形成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阳等六个军权中心。不久，军阀们为争势力范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史称中原大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
政府又开征各种税费，在江浙财阀的钱袋里挖掘巨额资金，才赢得了这场大战。国家有限的经济资源便都消耗在无穷尽的征战中了，使得社会经济始终难以正常地发展。江浙财阀的噩梦就此无限制地延伸下去，直到国民政府垮台都无法摆脱这种厄运。
与北洋时期相比，企业家已经失去了市场和社会的影响力。南京政府新近出台的组织法，把所有商会参与的事务和拥有的市场权力全部收归政府。社会便不再拥有自然形成市场逻辑，所有经济规则必须服从于政府的指令。
政府权限无边际地扩大，进入大政府主义时代。这种政治生态，导致作为社会精英和企业家团队严重流失分化；不少人为了生存被迫成为政府的官员，从此不再有开创市场的作为；更多的人对政府失去希望，退出市场游走于海外，成为海外华籍富商。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实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实质上是历史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