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临安城南茶肆街不头不尾的地方，有间名为“一笑逢”的茶楼，中规中矩的黑底绿字招牌，门前一副对子：“夜臼和烟捣，寒炉对雪烹”，笔体是魏碑，与其他茶楼比倒还算不俗。进门让出一条路通到对面的柜台，柜台后面架子上搁着各式茶叶，乍一看倒有点像中药铺。两边摆着给茶客的桌子，北墙供一张关公像。后厨和柜台拿一张帘隔一下，帘子是靛蓝印花布，浆洗得有些白了。店里陈设不多，也没什么字画，只窗台上养着花，墙上挂着写时令点心的牌子。不过若是严格来说，屋里的每一根柱子上，都是四面贴着字的，内容总共有四个：“莫谈国事”、“禁止涂鸦”、“不单独提供开水”、“要打出去打”。

据茶楼的掌柜易老板说，来他的茶楼吃茶的，多是寒士和侠客，这些人有四个毛病：好高论、喜题诗、不花钱、还打架。前两条文人犯得多些，后两条侠客犯得多些。但这些毛病并不是针对某一类人的专属，在座的茶客可能都把这四样占全了也说不定。 “好高论”便是说这些人常有议政之癖，常是一个人先坐在那了，唉声叹气地举着空杯子，不久便有另一个人来了对面坐着，坐一阵子便搭话，搭话的程序总是固定的四步：感叹世风日下、自诩怀才不遇、痛斥君昏臣庸、大谈治国之道。之后要么相谈甚欢，要么一拍两散。待人渐渐多起来后，便会根据不同的政见而分成几派，此起彼伏，争论不休。如果当时走进一家人声鼎沸的茶楼，便常有前程似锦之感。不得不说，时人想象力实在有限，茶楼里的盛景持续数年，然当时竟无一人建议将皇上请去茶楼听朝，或者给上朝的大臣们，一人发一杯茶一把瓜子。

“喜题诗”多是“好高论”的衍生品，那些文人们聊得入港，便会跟小二要来笔墨，在墙上题字。这种行为很招人烦，因为不仅好好一面白墙毁了，还很伤毛笔。然而店家往往不好拒绝，因为他们还想着如果此人日后飞黄腾达，便可以将其大作刻下来印拓片卖钱。当时有很多拓片店是从墙上拓印，而且装潢怪异，过去一问才知道，全是经营不善的茶楼。由此也还可窥见科举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倘若给每人发的不是试卷纸而是一面白墙，大概还会发现许多被埋没的人才。

“不花钱”则一般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点一壶茶喝一天；另一种则是只喝开水。然而这就像不写作业分写了没带和带了没写一样，在茶楼老板或者老师的眼里，都是一样地讨厌。不过前者往往还好些，因为毕竟有所表示，而且无论那壶茶怎样地耐喝，怎样地倒了许多次还不空――那些人喝得很慢，一边喝眼一边时不时瞟一下，似乎带着寒士们最后那点尊严――毕竟总量是一定的。而喝开水的因为开水是按人头算钱，于是总是气贯长虹地“咕嘟咕嘟”一阵，总要喝出来一日三餐的份才好。而喝了水又免不了跑厕所，于是厕所时常爆满，憋得掌柜的在外面疯狂拍门。这些人是深谙用尽可能少的钱体面地换取尽可能多的时间的办法，这个办法使他们依旧将将维持在原有的阶层，不至于一下子掉下去，显得过分堕落。南宋即使在最末尾的几年里，还有较多的“上流社会人士”，大约也有茶楼的开水一份功劳。

至于“还打架”这一点，不得不说文人要比侠士好些，即便打起架来，亦无外乎撕头发吐口水。而侠士则不同，一般以摔杯子拔剑为前奏，之后又因水平都差不多，于是看人都砍不太准，桌椅板凳便遭了殃。这还是好的，倘若不小心砍死了人，那茶楼老板便要受牵连。不过开茶楼的往往想不到这一节，得了教训又不肯告诉后来者，希望后来者也栽在同一处，所以这个秘密绝少有人提，也算是茶肆街为数不多的商业机密了。不过，由于易老板是混过江湖的，深谙江湖人士的这些特性，于是颇有先见之明地在柱子上约法四章，巧妙地避免了因言论、斗殴或者财务而带来的窘境，这也是他的茶楼虽然规模不大，又开得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却依旧能够维持生计，不至于倒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