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是白银危机弄得大家手中都没了银子。银行又不肯给实业界借贷。多数工厂卖出产品却拿不到全额货款，便拿不出现钞去买原材料。做原材料的不卖原料要倒闭，卖了原料拿不到银子也要倒闭。你拖我，我拖你，债务拖债务；剪不断，理不乱的，把实业都拖垮了。”

傅教授听后大受启发，说：“唔，很好！”

“什么？纱厂倒闭你竟还说好？”

“我是说你讲得真好，不知不觉道出了阻碍经济发展的顽疾。毕竟你是在市场中拼杀出来的，比我们做学问的人更有贴切的体会。我必须向政府和金融界把这个问题讲透彻，以便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来消除这个影响经济发展的顽症！”

傅教授激情地述说着，却看见周天瑞微微冷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话语。他有些不悦地问道：“哦，你好像是不大相信呢？”

周天瑞略略摇头，一脸苦相地说：“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不相信政府衙门的官吏和金融界的大亨们，他们不会有如此慈悲的菩萨心肠，肯拨出银子来救实业的。”

“这话不是这么讲的。金融界要收回贷款必须是真心实意帮实业界的。政府也是真心要帮实业界的。实业界不赚钱了，银行到哪里去赚差价呢？”柳宏盛说。

“嘿嘿，理论上讲得通的，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咱们得先说银行捏在谁的手里，再说逐年递加的税收又是怎么回事。银行和税收成了掌控实业界生死的两个魔头，哪个肯少刮些地皮？现在纱厂为了削减成本，都去采购价格低廉的印度棉花，甚至采购夹带杂物的次等棉花，来生产低档次的粗纱卖给农村的织户，靠这种办法来维持生存的。而日本人在中国境内可以免税采购优质的长绒棉，生产出高支纱，挣到比华商高出数倍的利润。要不是国货运动的支撑，全国老百姓的鼎力支持，华商纱厂恐怕早就被日本人悉数吞并了！”周天瑞不买账地说。

“你说的不错。国货运动是挽救了华商，挽救了国民经济。尤其是接连数年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日商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日货在一九三零年占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约四成多，现今降到不足一成了。这几年日本商人再怎么折腾，也恢复不到一九三零年前的水平。你可去码头仓库看看，堆积如山的日货烂在那里无人问津呢！仅上海一地就囤积了价值五亿两白银的日货。”傅教授说。

“唉。可叹的是，百姓是在帮助民营资本生存发展，官府却在与民营资本争利！把盈利高的行业都收归国有，民营企业只能为他们做配套打下手。这样的政策下，民营经济难以发展壮大呢！”方鹤松说。

“有关政府政策的事，确实有点不大好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与俄为敌，在经济上却以俄为师；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效仿苏俄的，意在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政府明确规定国家应兴办煤、油、金银铜矿业；并且，把海港、铁路、矿产、机器制造、船舶等行业都列为国营的范围。”傅教授说。

“那不是把利润大的行业都包括进去了么。”潘景瑜插嘴道。

方鹤松说：“是呀。在军事上，政府即要压制地方军阀，又要剿共；连年征战所需的巨额军费无处开支，唯有大量印制债券来换取民间的资本。”

傅教授接着说：“财政部长宋子文以他那高超的金融手段来绑架银行家和实业家。他把债券全部放在大的银行里，银行按国库券的一半面额付给政府现金，财政就有了开销军费的现银。银行把债券七折转手给地方商业银行，也轻而易举地捞到了二成利润；地方商业银行按九折抛向市场，也赚到了二成厚利；投机商们以溢价在市场中炒作也赚到了厚利，于是就有了全民炒债券的怪异景象。其实，这就埋下了天大的危机。投机商们从百姓手里赚得了超额的利润，实际上就是通过债券这种形式，把民间的资金都归拢到政府的囊中。长此以往，民间资本枯竭，购买力急剧下降，社会经济发展乏力，必定大幅度地衰退。银行家们从炒债券中获得远比贷款给实业界高出数倍的利润，自然愿意替政府发行债券，而不顾实业界的死活了。银行和政府都获得了巨额利润，而实业界就举步维艰了。而且，当银行的保险柜里存放的都是政府的债券时，银行家还有对政府说不的实力和底气吗？此时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们，恐怕唯有低下高傲的头颅俯首称臣的份了。财政部只好靠发行钞票来维持政府开支了。他们在美钞公司、德罗纳公司、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大东书局开足马力印钞票。如此毫无节制地狂发钞票，哪能不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呢？

“唉，前些年，民营企业发展得相当的好。上海新建的机器工厂有三百多家，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政府颁布的工业奖励法，鼓励发展重工业。中央机器厂、汽车厂也已开始筹备，铁道部在株洲创建电力机车厂也开始投产、棉布产量更是达到了三千五百万匹；这都是强国家之梦的必要步骤。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民营企业是靠民众积极参与的国货运动，才得以存活下来的。我们产品的技术含量、品质、包装、销售的方式都是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列强的。而且，日寇正在实施吞并中国的计划，逼迫着我们到西南、西北去建立我们的工业复兴基地！”

周天瑞插嘴说：“唉，去年从西北回来，我感觉到在西北建设国家战时工业基地的困难重重。当地基础实在太差，交通不畅，原材料短缺，熟练工人都没有，那就是一个落后原始的农耕地区！”

傅教授长叹口气，说：“是啊。军事家蒋百里先生说过，倭寇在华北、华中都可以畅行无阻，但是，湖南是他们的葬身之地。因此，我断定：重庆是可以建成中华经济复兴基地的。政府要花费巨额的资金用于抗战，又要搞经济建设，唯有靠通货膨胀来支持财政了。说穿了，也就是继续靠印刷钞票来维持财政的运行。这对将来的经济发展，势必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估计，至少十年内，政府摆脱不了靠通货膨胀来维持财政的窘境。”

“这些事情不是我所能考虑的。我日夜思虑的是公司如何活下去。”周天瑞说。

傅教授说：“作为实业家，你求生存谋发展是天然的目标。不管谁当政，都需要你们这些企业家继续搞活经济增加财富，以便维护政府的财政需求。你唯有做两手准备。让伯夷经营西南那边的工厂，那边的事业必定会红火的，因为这是国家存亡与发展的必然需求。你经管上海这边的工厂，依然可以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这既是国运，也是你的运程。你只能顺势而为蛰伏下来积蓄实力等待时机。数年后，倭寇必定败走，逃回东瀛小岛上去。那时候你可东山再起，把西南的工厂迁回上海发展，即可恢复你机器大亨的地位。”

“唔，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今后数年的艰难历程。我会做好准备的。可眼下国民还得继续以国货抵制洋货，使这场政府倡导的经济运动成为建立战时经济的起始点！”周天瑞坚定说。

“那是必然的。”

酒足饭饱之后，亲戚们带着家人返回家去了。周天瑞叫来了周伯夷询问棉纱交易的行情。伯夷说：“据我的经验么，这段时间的棉纱行情应该是看跌的，所以我在我家的账户里买进的是看跌。”

“理由呢？”

“做棉纱的老手凭多年的经验，都晓得每年的二月份起，是棉纱销售的春荒交易淡季，客户需求不足，库存大量陈旧棉纱，因而棉纱价格一直保持在平稳价位。大部分经纪人和投资者都估计纱价趋势看跌，纷纷做起空头以待价格跌落时再买进。”

“也算是经验之谈。我既然都交给你了，就由你全权操办吧。”

“我就尽力而为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