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后在本村当了社办教师,也兼着大队记录员的工作,因为那时全村就我一个高中生,村理开什么会议,外调材料都由我出马。
说起我们翁家村,原名赵家村,是赵家祖辈挑着一对讨饭的筐子,在那里开荒种地,繁殖后代。后来来了一群姓翁的强盗,兄弟几个习武操刀,霸占地盘和赵家土地,赵家反抗,结果非死即伤。翁家老爷硬把赵家村改为翁家村,成了地主恶霸。本村的高家,薛家,李家等都是少户人家,自然成了翁家佃户和长工。抗日战争时期,不到一百户人家,村子不大却异常复杂,派性斗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从未结束,解放初期曾成为沂东县阶级斗争典型。
1969年春天一个早上,早起拾粪的李大爷刚走到村北,只见一中年男子走到跟前仔细看了看他,跪下就磕头,边哭边说道:“你是李大爷吧?我是老高家的老大,高大亮,今天是向翁家村的老少爷们请罪来了!”李大爷一听是高大亮,立即抓着他到了村委会办公室。接着革委会主任,治保主任等领导用绳子把他困了起来。
革委会主任赵士喜马上向公社革委会汇报,县革委会和公安局亲自来人审问这个通缉犯当年的逃兵高大亮。解放十几年他藏到哪里?为何回来?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赵士卿被抓的那个晚上,他为何逃跑?只要他如实交代,问题就明白了,翁玉的嫌疑就解除了,就可以解放了!我听说那个高大亮回来自首了,兴奋的跳了起来。
晚上,我被通知去了大队办公室。屋里除县革委会和县公安局领导外,还有赵士喜主任——我的堂哥和治保主任。高大亮坐在他们对面,头上和嘴上流着血,看来是挨了一顿揍。谁也没说话,屋里严肃紧张的气氛让人心惊肉跳。赵士喜指了指一个凳子让我坐下,我哆嗦着拿出纸笔等候记录。
公安局李局长清了清嗓子看了看大家说:“开始吧!”然后严肃的看着高大亮,语气平稳而有力的问:“名字?年龄?......”高大亮抬起头请求道:“您别这么问了,我自己说吧!”大家互相看了看,点头表示同意。
他痛苦的咬了咬嘴唇,喝了几口水,颤抖着声音说:“我是高大亮,我自从1948逃离革命队伍,一路被追杀逃到黑龙江省,改名换姓,编造了家人被日寇杀尽,自己杀了国民党一个军官的历史,在一个山东人居住的小村子隐居下来。我能干勤劳,对人热心肠,人们对我非常好,我娶妻生子有了家庭,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我这些年来活的胆颤心惊,噩梦不断,良心和罪恶交替的折磨着我。我知道全国在通牒我,多亏那里偏僻消息闭塞,否则我早被发现了。”
县革委会主任插嘴道:“你既然隐藏这么多年,今天为什么又回来自投罗网呢?”公安局长摆了摆手说:“让他说下去!继续你的讲述。”说着起身又递给他一杯水。
他咳嗽几声深深叹了口气说:“是良心,我的良心还没彻底泯灭。春节期间,村里山东老乡回家带给我一包山栗子,包栗子的是几张破烂大字报。我边看边把一颗栗子放进嘴里,一下子被噎住了。大字报字迹虽有些模糊,‘打倒走资派,叛徒,国民党特务翁玉’大大的标题像一把钢刀刺向我的心脏,再看下去整篇全是谣言。解放战争期间,那晚翁家村血战,是赵士卿命令翁玉带领武工队救群众逃离,才被敌人抓着杀害的。这事人人皆知。翁玉的英雄事迹我不多讲,我相信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会相信她会勾结还乡团杀害丈夫,更不会相信她会是叛徒,特务。我跑到老乡家,他不知我也是山东沂东人,他侄子在县革委会上班,听他侄子说翁玉疯了,丈夫薛大壮也去世,赵士卿的儿子失踪,翁玉被贬到农场劳改。我的心流血,我再也不能沉默了,我即使死也要回来。我要为翁玉洗冤,说出真相。”
我的心激烈跳动,急切的盼着他的下文。他又喝了几口水,惊恐的四处看了看,压低声音说:“当时我们在西公路国民党据点内部有内线,代号‘蜜蜂’,我是武工队与蜜蜂的联络员,但我俩从没见过面。在东山武工队与西公路据点之间有个西寨村,村后河边有棵三叉槐树,我每天下午都去一次。1948年9月30下午,我揭开那块活动的树皮,拿出纸条,上写着:‘今夜有雨,不要外出’纸条右上角一只蜜蜂图案。我飞快回到东山,按纪律我把纸条交给翁玉,她是我们副大队长 。可她不在办公室,我走到门口迎面遇见薛大丫分队长,她问我找副大队长有啥事,我说没事。她看我焦急的样子,告诉我副大队长到区里开会去了。我问她什么时间回来,她说很快。我不断的看看天色,天逐渐暗下来,我急得搓手顿足,我舅舅捎信说我姥爷病的快不行了了,我答应舅舅那晚回家看他一眼,我从小在姥爷家长大,姥爷特别疼我。
薛分队长着急的说:‘有什么事和我说吧!’听我说老爷生病,想去见他最后一面时,她爽快地说:‘你是个孝顺人,我当队长的批准了,不过今晚一定回队!’我犹豫再三把纸条交给了她,我一再嘱咐赶快交给副大队长。她有点嗤笑地说‘交给我你还不放心,那你跟我干革命就放心了?’我是她分队的兵,我被囧的不好再说,一气跑到东寨村,老爷虚弱的喘着气,拉着我不放手。我只待了一袋烟的功夫,心里一直惶惶不安,马上回到东山。”
这时他激烈地咳嗽起来,用力按着胸口。喘息一会接着说:“我直接跑到翁副队长办公室,门锁着,武功队员稀稀拉拉的几个,我抓住站岗的问‘翁副队长去哪了?赵队长和战士们呢?’,他说:‘你不知道啊?晚上开会决定翁副队长带队到翁家村,召开联村会议。不知为何他们走了大约一个时辰,赵队长,薛政委又带几十个队员追去了。’
我顿时傻眼了,那纸条?薛大丫分队长?我一下子差点瘫倒在地。我急忙去找薛大丫,可听别人说她一看赵队长带人去了翁家村,她随后也跟了去。我真的糊涂了!这是怎么了?我们在家的武工队员走坐不安,不知出了啥事?我的心提到嗓子眼,祈求上帝保佑他们千万别出事。
下半夜薛政委带着部分武工队员回来了,我们立即全部紧急集合到操场上。黑暗中薛政委站在队伍面前,双手掐腰来回度步,看不见他的表情,但那沉重的步子像踏碾到我心上。大家大气不敢出,操场上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声音。右边卫生室门口,出出进进的人影,偶尔听见薛大丫在里边几声歇斯底里的喊叫。那声音像猫头鹰的叫声,令人毛骨丛然。
我黑暗中极力睁大眼睛寻找赵队长和翁副队长的影子,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觉得过了大半个世纪。薛政委停住脚步,沉痛的哽咽着,一字字蹦出:‘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赵队长在翁家村被敌人抓去了!’
同志们惊讶之后议论纷纷,我像遭到了五雷轰顶差点倒下,我觉得这次行动没能执行蜜蜂情报,与我急于回去看姥爷有直接关系。我不明白那纸条到底出了啥问题?翁副队长是否看见纸条?为何今夜有雨而偏冒雨?我满腹狐疑,薛政委讲的什么我听不见了,最后只记得“我们被敌人暗算,有许多同志受伤,八位牺牲,还有十人与赵队长一起被抓。赵队长为掩护同志们突围和保护老百姓,命令翁玉和我带人突围,而自己打死十几个敌人后被俘。翁家村有部分群众没转移出来,还不知什么情况。”
同志们顿时喊声震天‘打到西公路,救出赵队长,为同志们报仇!’大家潮水般的向山下涌去。
这时,只听见有人喊:‘同志们!都给我停下!’是翁副队长挡在愤怒的人们,大家马上回到原位。她哽咽着说:‘赵队长被敌人抓去,他不但是咱们的队长,也是我丈夫,我比你们谁都急,他现在就在敌人据点里,我们现在去了就能把他救出来?那是咱们的家你出进自如?我理解大家的心情,救是一定要救的,但要讲策略,不能盲目行动。现在敌人就希望我们不冷静自投罗网,你们说咱们现在去不去?’我被她坚强,智勇的精神感染着。同志们散开,但默默的围在她身边久久不走,无言的安慰着她。”
大家听得非常入神,我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笔了!他却突然停下了。谁也没再催他,他长叹了一口气,悔恨的使劲捶着头哭着说:“都怪我胆小,一足失成千古恨。天近黎明时我接岗,薛大丫查岗来到我身边,我急于问她纸条的事,她压低声音严厉的说:‘什么纸条?’我说:‘我交给你的那张纸条啊?’她愤怒的说:‘啊!你再胡说八道小心你的狗头,我表弟被抓了,我正愁没法出气呢!你是情报员,知道失职是什么下场吧?想活命就滚,滚的越远越好!’听了她的话我明白了,我想立即向翁副队长反应情况,刚走了几步又一想:她可是薛政委的亲妹妹,赵队长的亲表姐呀!我能乱怀疑吗?我的怀疑有谁能信?最后只有牺牲我才是结局。
我心一急,回屋里拿着行李偷偷下山,一路奔跑到了黑龙江。我像一个杀人犯偷偷隐藏起来,可我还是担心赵队长的安危,后来我一直小心的通过亲戚打听赵队长的下落,听说他被敌人点天灯牺牲的消息,我几乎疯了。这些年来,我被良心折磨的生不如死,今生不说出真相,我做鬼阎王也不放过。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场,去掉了挤在心上几十年的一块心病,死而无憾了!”
他用力擦了擦已经干了的泪眼,双膝跪下,头“蹦蹦蹦”的磕在地上,不住的说:“我是个罪人,请求公安机关给我应有的惩罚,还翁副队长一个公道吧!不要让她受伤的心再插一把刀!这是我一个逃兵的坦白。”他跪在那里久久不起,赵士喜上前把他拉起来。人们都长长的叹了口气,沉默着。
我轻轻的收起记录材料,让他在上边按了一个红红的手印,交给公安局长。第二天一早,高大亮被县领导带走了。不久,那个蛮横跋扈的薛大丫也被逮捕。
这一切都在秘密进行,后来我还是忍不住告诉了母亲,母亲咬牙说:“我早看出薛大丫不是好东西,因为赵士卿和翁玉结婚她怀恨在心,看来当年她想害死翁玉,没想到害了士卿。翁玉终于可以解放了,她受的苦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