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后在本村当了社办教师，也兼着大队记录员的工作，因为那时全村就我一个高中生，村理开什么会议，外调材料都由我出马。

说起我们翁家村，原名赵家村，是赵家祖辈挑着一对讨饭的筐子，在那里开荒种地，繁殖后代。后来来了一群姓翁的强盗，兄弟几个习武操刀，霸占地盘和赵家土地，赵家反抗，结果非死即伤。翁家老爷硬把赵家村改为翁家村，成了地主恶霸。本村的高家，薛家，李家等都是少户人家，自然成了翁家佃户和长工。抗日战争时期，不到一百户人家，村子不大却异常复杂，派性斗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从未结束，解放初期曾成为沂东县阶级斗争典型。

1969年春天一个早上，早起拾粪的李大爷刚走到村北，只见一中年男子走到跟前仔细看了看他，跪下就磕头，边哭边说道：“你是李大爷吧？我是老高家的老大，高大亮，今天是向翁家村的老少爷们请罪来了！”李大爷一听是高大亮，立即抓着他到了村委会办公室。接着革委会主任，治保主任等领导用绳子把他困了起来。

革委会主任赵士喜马上向公社革委会汇报，县革委会和公安局亲自来人审问这个通缉犯当年的逃兵高大亮。解放十几年他藏到哪里？为何回来？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赵士卿被抓的那个晚上，他为何逃跑？只要他如实交代，问题就明白了，翁玉的嫌疑就解除了，就可以解放了！我听说那个高大亮回来自首了，兴奋的跳了起来。

晚上，我被通知去了大队办公室。屋里除县革委会和县公安局领导外，还有赵士喜主任——我的堂哥和治保主任。高大亮坐在他们对面，头上和嘴上流着血，看来是挨了一顿揍。谁也没说话，屋里严肃紧张的气氛让人心惊肉跳。赵士喜指了指一个凳子让我坐下，我哆嗦着拿出纸笔等候记录。

公安局李局长清了清嗓子看了看大家说：“开始吧！”然后严肃的看着高大亮，语气平稳而有力的问：“名字？年龄？......”高大亮抬起头请求道：“您别这么问了，我自己说吧！”大家互相看了看，点头表示同意。

他痛苦的咬了咬嘴唇，喝了几口水，颤抖着声音说：“我是高大亮，我自从1948逃离革命队伍，一路被追杀逃到黑龙江省，改名换姓，编造了家人被日寇杀尽，自己杀了国民党一个军官的历史，在一个山东人居住的小村子隐居下来。我能干勤劳，对人热心肠，人们对我非常好，我娶妻生子有了家庭，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我这些年来活的胆颤心惊，噩梦不断，良心和罪恶交替的折磨着我。我知道全国在通牒我，多亏那里偏僻消息闭塞，否则我早被发现了。”

县革委会主任插嘴道：“你既然隐藏这么多年，今天为什么又回来自投罗网呢？”公安局长摆了摆手说：“让他说下去！继续你的讲述。”说着起身又递给他一杯水。

他咳嗽几声深深叹了口气说：“是良心，我的良心还没彻底泯灭。春节期间，村里山东老乡回家带给我一包山栗子，包栗子的是几张破烂大字报。我边看边把一颗栗子放进嘴里，一下子被噎住了。大字报字迹虽有些模糊，‘打倒走资派，叛徒，国民党特务翁玉’大大的标题像一把钢刀刺向我的心脏，再看下去整篇全是谣言。解放战争期间，那晚翁家村血战，是赵士卿命令翁玉带领武工队救群众逃离，才被敌人抓着杀害的。这事人人皆知。翁玉的英雄事迹我不多讲，我相信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会相信她会勾结还乡团杀害丈夫，更不会相信她会是叛徒，特务。我跑到老乡家，他不知我也是山东沂东人，他侄子在县革委会上班，听他侄子说翁玉疯了，丈夫薛大壮也去世，赵士卿的儿子失踪，翁玉被贬到农场劳改。我的心流血，我再也不能沉默了，我即使死也要回来。我要为翁玉洗冤，说出真相。”

我的心激烈跳动，急切的盼着他的下文。他又喝了几口水，惊恐的四处看了看，压低声音说：“当时我们在西公路国民党据点内部有内线，代号‘蜜蜂’，我是武工队与蜜蜂的联络员，但我俩从没见过面。在东山武工队与西公路据点之间有个西寨村，村后河边有棵三叉槐树，我每天下午都去一次。1948年9月30下午，我揭开那块活动的树皮，拿出纸条，上写着：‘今夜有雨，不要外出’纸条右上角一只蜜蜂图案。我飞快回到东山，按纪律我把纸条交给翁玉，她是我们副大队长 。可她不在办公室，我走到门口迎面遇见薛大丫分队长，她问我找副大队长有啥事，我说没事。她看我焦急的样子，告诉我副大队长到区里开会去了。我问她什么时间回来，她说很快。我不断的看看天色，天逐渐暗下来，我急得搓手顿足，我舅舅捎信说我姥爷病的快不行了了，我答应舅舅那晚回家看他一眼，我从小在姥爷家长大，姥爷特别疼我。

薛分队长着急的说：‘有什么事和我说吧！’听我说老爷生病，想去见他最后一面时，她爽快地说：‘你是个孝顺人，我当队长的批准了，不过今晚一定回队！’我犹豫再三把纸条交给了她，我一再嘱咐赶快交给副大队长。她有点嗤笑地说‘交给我你还不放心，那你跟我干革命就放心了？’我是她分队的兵，我被囧的不好再说，一气跑到东寨村，老爷虚弱的喘着气，拉着我不放手。我只待了一袋烟的功夫，心里一直惶惶不安，马上回到东山。”

这时他激烈地咳嗽起来，用力按着胸口。喘息一会接着说：“我直接跑到翁副队长办公室，门锁着，武功队员稀稀拉拉的几个，我抓住站岗的问‘翁副队长去哪了？赵队长和战士们呢？’，他说：‘你不知道啊？晚上开会决定翁副队长带队到翁家村，召开联村会议。不知为何他们走了大约一个时辰，赵队长，薛政委又带几十个队员追去了。’

我顿时傻眼了，那纸条？薛大丫分队长？我一下子差点瘫倒在地。我急忙去找薛大丫，可听别人说她一看赵队长带人去了翁家村，她随后也跟了去。我真的糊涂了！这是怎么了？我们在家的武工队员走坐不安，不知出了啥事？我的心提到嗓子眼，祈求上帝保佑他们千万别出事。

下半夜薛政委带着部分武工队员回来了，我们立即全部紧急集合到操场上。黑暗中薛政委站在队伍面前，双手掐腰来回度步，看不见他的表情，但那沉重的步子像踏碾到我心上。大家大气不敢出，操场上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声音。右边卫生室门口，出出进进的人影，偶尔听见薛大丫在里边几声歇斯底里的喊叫。那声音像猫头鹰的叫声，令人毛骨丛然。

我黑暗中极力睁大眼睛寻找赵队长和翁副队长的影子，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觉得过了大半个世纪。薛政委停住脚步，沉痛的哽咽着，一字字蹦出：‘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赵队长在翁家村被敌人抓去了！’

同志们惊讶之后议论纷纷，我像遭到了五雷轰顶差点倒下，我觉得这次行动没能执行蜜蜂情报，与我急于回去看姥爷有直接关系。我不明白那纸条到底出了啥问题？翁副队长是否看见纸条？为何今夜有雨而偏冒雨？我满腹狐疑，薛政委讲的什么我听不见了，最后只记得“我们被敌人暗算，有许多同志受伤，八位牺牲，还有十人与赵队长一起被抓。赵队长为掩护同志们突围和保护老百姓，命令翁玉和我带人突围，而自己打死十几个敌人后被俘。翁家村有部分群众没转移出来，还不知什么情况。”

同志们顿时喊声震天‘打到西公路，救出赵队长，为同志们报仇！’大家潮水般的向山下涌去。

这时，只听见有人喊：‘同志们！都给我停下！’是翁副队长挡在愤怒的人们，大家马上回到原位。她哽咽着说：‘赵队长被敌人抓去，他不但是咱们的队长，也是我丈夫，我比你们谁都急，他现在就在敌人据点里，我们现在去了就能把他救出来？那是咱们的家你出进自如？我理解大家的心情，救是一定要救的，但要讲策略，不能盲目行动。现在敌人就希望我们不冷静自投罗网，你们说咱们现在去不去？’我被她坚强，智勇的精神感染着。同志们散开，但默默的围在她身边久久不走，无言的安慰着她。”

大家听得非常入神，我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笔了！他却突然停下了。谁也没再催他，他长叹了一口气，悔恨的使劲捶着头哭着说：“都怪我胆小，一足失成千古恨。天近黎明时我接岗，薛大丫查岗来到我身边，我急于问她纸条的事，她压低声音严厉的说：‘什么纸条？’我说：‘我交给你的那张纸条啊？’她愤怒的说：‘啊！你再胡说八道小心你的狗头，我表弟被抓了，我正愁没法出气呢！你是情报员，知道失职是什么下场吧？想活命就滚，滚的越远越好！’听了她的话我明白了，我想立即向翁副队长反应情况，刚走了几步又一想：她可是薛政委的亲妹妹，赵队长的亲表姐呀！我能乱怀疑吗？我的怀疑有谁能信？最后只有牺牲我才是结局。

我心一急，回屋里拿着行李偷偷下山，一路奔跑到了黑龙江。我像一个杀人犯偷偷隐藏起来，可我还是担心赵队长的安危，后来我一直小心的通过亲戚打听赵队长的下落，听说他被敌人点天灯牺牲的消息，我几乎疯了。这些年来，我被良心折磨的生不如死，今生不说出真相，我做鬼阎王也不放过。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场，去掉了挤在心上几十年的一块心病，死而无憾了！”

他用力擦了擦已经干了的泪眼，双膝跪下，头“蹦蹦蹦”的磕在地上，不住的说：“我是个罪人，请求公安机关给我应有的惩罚，还翁副队长一个公道吧！不要让她受伤的心再插一把刀！这是我一个逃兵的坦白。”他跪在那里久久不起，赵士喜上前把他拉起来。人们都长长的叹了口气，沉默着。

我轻轻的收起记录材料，让他在上边按了一个红红的手印，交给公安局长。第二天一早，高大亮被县领导带走了。不久，那个蛮横跋扈的薛大丫也被逮捕。

这一切都在秘密进行，后来我还是忍不住告诉了母亲，母亲咬牙说：“我早看出薛大丫不是好东西，因为赵士卿和翁玉结婚她怀恨在心，看来当年她想害死翁玉，没想到害了士卿。翁玉终于可以解放了，她受的苦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