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西走出希斯罗机场时，伦敦以一场绵绵秋雨迎接他，他不喜欢雨天，但久违的伦敦秋雨让他有一丝亲切。谌沐慈驾了车来接他，带着他的新女友，一个瘦削、羞涩的犹太裔女孩，尖鼻深目，面色苍白，个子不太高，笑起来很可爱，她叫Naomi，谌西跟她轻轻拥抱了一下，她脸红了。谌西一路上都在疑惑谌沐慈的口味何时发生的如此巨大的转变，他以前的女朋友基本都是艳光四射型的，其中一个西班牙女孩Iris，作风豪放大胆到邀请谌西加入她跟谌沐慈的床/弟生活，认为三人行会享受到更高级别的乐趣。谌沐慈表示不介意，但谌西对她的豪/Ru和大/Pi/股显然没有兴趣。Iris后来有了新的意中人，据谌沐慈说，她的新欢是一名美韩混血女孩，而且那位女孩已经暗恋Iris好几年了，令谌西目瞪口呆。
那是他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活体的同/性/恋，或者说，双/性/恋。谌西咨询见过世面的二哥，性向是可以自由转换的么？二哥说行啊，有的人本来就是双/性/恋，男女都可以。但有的人就是单纯的异性恋或者同/性/恋，比如我，单纯的喜欢女人，你……二哥难得迟疑了一下，他突然发现他并不清楚自己的弟弟喜欢哪一种人，因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谌西从来没有对谁表现出特别的喜欢。他抽了口凉气，说：“你，不会是传说中的性/冷淡吧？”
谌西清楚的知道自己不是，但他无法反驳。
他回到了父母家，谌沐慈送完他接着就离开了，陪小女友去参加犹太教的什么活动。爸爸刚从学校上完课回来，妈妈已经在家里指挥保姆做好了一桌丰盛的中国菜，谌西说：“妈妈，你忘了我刚从中国回来吗？”母亲笑着说那又怎么样，世界上惟有中国菜能表达最诚挚的情感，父亲对此表示了赞同，谌西说好吧，我在中国吃了各种各样地道的中国菜，正好替你们检验一下家里的菜够不够正宗。
这一桌中国菜味道偏清淡，是江浙一带的口味，谌西对这种口味很熟悉，从小在家里，或者回国内老家，都是吃这种口味的菜，以至于他一度以为中国菜都是这样的口味，这次去中国，因为辗转各地，才真正让他见识了各种菜式、各种口味，而他印象最深的是“辣”，云贵高原的“辣”，土家山区的“辣”，都很够劲，纯正生猛，酣畅淋漓，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喜欢这种浓烈刺激的味道，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辣”也分很多种，酸辣，麻辣，香辣，甜辣，纯辣，即使同一种“辣”里面也包含很多丰富的细节。布大叔告诉他们，每一片不同的土地种出来的辣椒口感都不一样，而且各地在加工做法上也有很多不同的讲究和技巧，山里人嗜辣，所以在“辣”的炮制上积累了相当出众的经验。布大叔布大娘做的剁辣椒、泡椒和酱辣椒是谌西吃过最美味的“辣”，可能是土质，以及海拔的原因，他们的辣椒有一股特有的清新的鲜香味，散发着植物在高山阳光照耀下蒸腾出的年轻迷人气息，那是一种他无法形容的美味。谌西觉得中国人在“吃”上面是真正的登峰造极，可以把“吃”这件事做得近于“道”，而至“玄”，他们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绝大部分用来满足了自己的口腹之欲。
食色，性也。中国古人很早就承认了人性的基础，无非食欲和Se/欲。古人又说，饱暖思Yin/欲，还是这两样，一样得到了满足就牵挂着另一样。中国古人的眼光的确狠辣、精准又朴素。譬如老子、庄子，他们一早对人生的无意义了然于胸，但这种“无意义”在他们那里并不是绝望和颓废，而是演变成为“道”，是跳脱并越过了本质的释然。谌西觉得，跟西方那些终日眼光向下罗罗嗦嗦的科学式哲学比起来，老庄哲学是世界上最有诗意的哲学，老、庄也是另外一个维度的生物，近似神仙。
当然，父亲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作为第二代移民，父亲跟他这个三代移民一样，拥有东方的表象，其实是骨子里的西方人，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两个特征无非是直面人性、崇尚理性，父亲是欧美史学家，他始终相信人性的缺陷和理性的力量，认为科学（理性）可以挽救人性，他批评东方神秘主义，认为东方人总是耽溺于幻想，缺乏理性的光芒，所以他们容易陷入盲目激情或者盲目悲情。谌西不能否认父亲说得有道理，曾经他也跟父亲一样崇尚理性，认为只有科学才是抵达宇宙终极真理的唯一途径。不过他现在动摇了，科学毫无疑问总是追求“正确”，问题是“正确”与真相是不是同一回事，宇宙也许根本不需要“正确”，也不介意“错误”——一切都是人类自己的是非评判，实际上我们谁也不知道宇宙的原则究竟在哪里，谌西觉得这大概是最遭人厌弃的真理，理性主义者绝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只有神神叨叨的东方人才具备这种参透的勇气，接受，退让，进而生出自己的“道”，用以抵抗绝望。
父亲不喜欢“绝望”这个词，但他也曾说过，西方人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并不全然的理性，会寄望于神，让上帝来帮助人类解决困难或替人受过。东方人当然也会求神庇佑，但总有一小部分特别的人，历经苦行修炼自己，以期站在神的角度，不仅解决自己的问题，还帮助他人渡劫，类似西方的牧师或神父，从这个层面来说，东方人似乎也颇具胆色。
不过这个所谓的“胆色”，在父亲的口中，到底是嘲讽的意味。因为他永远也不相信人性可以到达神性的状态，人与神永远无法合而为一。
至于那些中国古人超凡脱俗的理想，可以看作令人迷恋的自我感动，或者某种另类的个人英雄主义，当然谌西也不尽信。
没有人不曾经历过难以治愈的创伤与失落，就可以对孤独无所畏惧。
说到底，孤独才是用以抵达真相的唯一途径。
谌西认为自己显然不具备足够的勇气去理解或抵达真相，即便他欣赏道学一派的跳脱现实、出离凡尘，可那又怎样，他没有必要把自己献祭给那些飘渺的诗意。
惟有眼前缤纷可口的菜肴与扑鼻的香味具有拯救灵魂的奇效，食欲和色/欲帮助人们抵抗饥饿与孤独，食色，性也——性的意思除了“自然”，大概也指认一种共通的命运——不可违抗。
但是谌西会忍不住想一想，假如一定要违抗命运呢？理性主义者习惯把一个命题倒过来重新找一遍答案，虽然几乎所有的逆命题都有可能挖掘出更多的未知，得出一个看上去似乎更加完美的结论，但谌西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觉得这个逆命题会给他一个凶多吉少的答案，因此决定不去推导它。
瞧，人生就是这样获得它应有的乐趣，只要你不执意做一个破坏分子，你完全可以做一个快乐的人，过上一种理想的生活。
此刻，伦敦的雨如烟雾，天黑透了，从三楼的后阳台看出去，母亲的花园弥漫着一种阴森迷离的哥特式氛围，花园通常只开几种有限的花，都是生命力异常顽强的，在这样的季节和天气里，花朵基本已经枯萎，只留下稀疏的叶片，孤苦伶仃在雨中摇曳，谌西盯着那些植物，忽然想起了“缠绵”这个词，这个词在华语文学中使用的频率非常高，是让中国人深陷的一种情感况味，有意思的是，英国人多半不会用“缠绵”来形容一场雨。如果这场雨下在中国的某一个地点，亮着路灯的城市夜晚，种了绿色芭蕉的窗前，或者花期已过荷叶残存的池塘，就会产生缠绵悱恻的意味，而它下在英国，就只是一场有点沉闷、惹人厌烦的雨。谌西觉得这种神奇的“气象美学”或者说“环境美学”是中国文学艺术的一大隐征，中国古人的诗意常常要寄托在伤春悲秋这种事上，中国人好像总是委婉，很难直抒胸意，说话要绕好些弯子，表达自己的悲喜须得借个外物，直接说出来的那种可耻、丢人，简直要命。托物言志，借景抒情，这是中国人的审美表达传统，西方人则不，他们没有那些九曲十八弯的晦涩心肠和精巧心思，他们的行动力永远高于想法，隐藏对他们来说才是可耻的。
此外，中国人还擅长仪式化的抒情，谌西的爷爷是一个昆曲老戏迷，他小时候跟爷爷一起回国，总要到家乡当地的戏曲协会或戏曲表演团体浸淫逗留上一些时辰，他听不全懂那些咿咿呀呀的唱词，但很喜欢戏曲里的仪式感，他们把一切做到极致，伶人的妆容是第一步，脸的虚拟化是个繁琐的过程，需要花费无限长的时间，登台表演唱练做打，且不说各种道具家伙什儿各种姿态情绪身段儿轮番展示，轮到唱词，光是一个字就得曲折蜿蜒直至一口气颤颤巍巍，以为终于唱完了，谁知续一口气接着唱这个字，于是时间被无限拉长，凭空生出一种世事多艰，醉生梦死的况味来，这种缓慢的美学和夸张的表演性大概特别适合演绎悲苦，以及加深感动，跟西方的歌剧有一点像，只是歌剧一般不需要戏曲那样去真实化的妆容。
说起来，英国人也并不是不抒情的，他们有莎士比亚华丽的喷薄式激情，中国人的抒情则有一种更显性的哀怨与自怜。谌西觉得，自伤是一件有快感的事情，要不然如何解释人们总是浓墨重彩去描绘痛苦，或悲观，幸福却总是略显轻薄，一笔带过。
但谌西的情绪暂时不能称其为“痛苦”，他所感受到的不安、烦躁和焦灼，统统来路不明，他仿佛重返了青春期，随时想去干点什么有破坏性的事情，哪怕打一架也好，用以缓解各种难陈其详的不适，以及透过心肝脾肺肾各个角落散发出来的空虚。
母亲格外敏感，她以女性无与伦比的直觉感受到了儿子的心神不宁，对于她的小儿子来说，自青春期后，这是不常见的状态，他一向是个淡然而平静的男孩，情绪的起伏很小。母亲摸了摸他的头顶，孩子们成年后，她不常这样做，只有表示担心才会把手放上他们的发顶轻轻抚摸，她轻轻的叫了一声“西西”，凝视他，“你遇到什么苦恼了吗？在中国？”“不，没有。”谌西下意识否认，事实上他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苦恼，“可能有一点水土不服，”他用了一句中国的成语，稍后意识到，忍不住笑了笑，“差不多半个月，时差倒得不顺利，不太好过。”
他安慰了母亲，以及自己。然后他想，对呀，一切都是时差的错，睡眠不足，内分泌失调、环境的突然改变等等，这是心情变得糟糕的诱因。当生活回复到既定的轨道，一切就会变得更好，更舒适，跟从前一样的平静。
“妈妈”谌西指了指楼下凋敝的花园，提醒母亲：“你的花园如果再不整理，就可以拿来拍“荒园幽魂”之类的恐怖片了。”他笑着说，“如果你不介意，也许我可以帮帮忙。”母亲瞬间开心起来，因为谌西这样说就意味着接下来他会有一段休息的时间，可以呆在家里陪她，而且她的小儿子在侍弄花草方面颇有些心得，不像她在养花方面的天赋约等于她给孩子取名字的天赋——当然这是谌西和谌家宝对她的一致评价。